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和强大动力。作为治理理论的重要范式，协同治理近年来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在实践中，协同技术和整合能力的匮乏导致过高的协调成本，并面临多元主体参与带来的责任困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下，有必要进一步理解协同治理与互动治理的基本理论框架，构建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的新路径。
协同治理与互动治理需有机融通
协同理论认为，协同是系统中各要素和模块之间的协作，并基于系统内部新的结构和特征的共同运作而更加高效的状态。协同治理的提出，旨在通过引入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协同治理应用于公共政策决策和管理的实施过程中，能够促使参与者以建设性方式跨越公共、私人与市场领域的界限，实现单一主体治理方式无法达到的公共目标。协同治理的核心理念在于强调治理过程中各方的协同合作，逻辑在于协商民主、共同决策。这是一种“结构化安排”，意味着组织、结构和制度对传统科层制层级机制的一种突破。
“互动治理”指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全过程或不同阶段，发挥出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其内涵是指多元主体关系的变化，强调多重参与，与传统科层制以国家为中心权威的治理形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在互动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通过多方行动者之间的动态交流和反馈，来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因此，互动治理的逻辑在于参与回应、共享交流，核心是通过“互动的行动和信息的沟通”，发挥社群治理的指向作用。这既超越了新自由主义对市场机制的偏好，也超越了新国家主义对行政机制的偏好。
既往研究中，对于协同治理与互动治理往往作宽泛理解，注重二者在形式上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性，而忽视其理论基础和治理逻辑中主体地位、治理手段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构建互动与协同融通的治理模式，则在着重强调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基础上，设计平等的主体结构体系和共享规则资源的制度框架，在治理过程中发挥主体自主性，构建更加动态的协商民主方式。因此，互动协同治理不仅注重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参与，更需要各参与者对治理的效能负责，从共享治理权力到共担治理责任。当然，政府或公共部门在互动协同治理中依旧发挥着元治理的作用，并通过引入市场治理和社区治理方式，以政府与社会经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来推动政府行动的转型。
因此，集体参与是互动协同治理逻辑的新起点，其重点在于主体之间如何合作实现治理效能。换言之，互动协同治理不仅关注制度的制定，更重视制度的执行，旨在为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提供新的互动机制。协同治理重在协商民主、共同决策，寻求“结构化安排”，意味着治理主体突破传统科层制命令统一的层级节制；互动治理重在“互动的行动和信息的沟通”，从主体构建的基础上增加主动性，更强调突破传统科层制中非人格化和技术化倾向的服务规制化。所以，与管理主义对比，协同和互动有机融通，才能突出协商和共识导向。因此，各治理主体应结合协同治理和互动治理的基础逻辑，构建互动协同的治理新路径。
互动协同的治理新路径
首先，以“社群精神”创新培育治理新导向。互动治理的基本特征是社群治理，基本规则在于“认诺与遵守”，特点体现为社群成员之间社会互动的重复性和多面性，容易培育出诸如信任、关注以及遵守社群规范的自由意愿，形成高水平的社会资本。现实治理中，参与人员的社会经济身份和见识能力存在差异，更应注意搭建信息公开平台，主动引导相关社群的形成，匹配对应的职能部门积极回应各方权益和诉求，通过协商沟通机制的创新促进各主体的互动，形成某种程度的平等互助关系，从而展现“社群精神”的创新。以“认诺与遵守”引导社会资本网络松散的多元治理主体，形成新的社会资本协同网络。
其次，以要素创新提升治理新能力。互动协同治理要求产生之前不存在的联合行动的新能力，这种能力建设是治理创新的本质要求。新能力包含四个要素：程序和制度设计、领导力（治理角色）、知识（共享共有知识属性的社会资本；跨学科和开放知识）和资源（有形的和无形，及资源差异的认知和配置）。四种元素可以互补嵌入互动协同治理的治理框架中，协作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合法性和效率，互动则强调治理的建构机制。协同互动治理是对原有治理理论的边际型超越，以实现治理能力的可持续性提升。
再次，以制度创新优化治理新体制。互动协同治理制度机制是“纵向结合”和“横向结合”的交集，即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纵向统筹公共治理体系的公共资源，横向结合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一切积极主体，协力解决公共问题。应建设互动协同治理的制度机制，来提升治理执行力。组建共享共治的“公共政策”工具箱，形成一个因普遍问题而触发的容易识别的因果模式，以实现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目标。
最后，以结构创新推进治理现代化。组织体系结构可划分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组织体系结构应当采取“中心多元”的构建方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固树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心地位；积极培育公共治理的组织体系，实践中心协同、多元互动的治理格局。纵向组织体系结构应实现“条块结构”与“上下贯通”并存的目标。因此，构建互动协同治理需在多层次的纵向组织结构基础上进行，以优化中央对地方的整合力，并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制度整合力。以此为基础，突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限制，加强市场化的推动，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破解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式治理现代化应当探索自己的创新路径。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构建多元互动协同治理机制，以政府为元治理主体，助力来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行动者，通过网络结构化的协同和共享及多种治理机制的互补嵌合来推动中国式治理现代化进程。治理体系内部可以在程序、制度、知识和资源的维度上，对民主建设赋能；治理内部形成共治共享的“公共政策”工具箱，优化制度安排；治理外部也应在法治化和市场化基础上构建互动协同治理的良序环境。总之，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互动协同，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有机融通，才能在既有治理框架和范式中创新发展，以开放性和包容性推动公共治理转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协同理论认为，协同是系统中各要素和模块之间的协作，并基于系统内部新的结构和特征的共同运作而更加高效的状态。协同治理的提出，旨在通过引入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协同治理应用于公共政策决策和管理的实施过程中，能够促使参与者以建设性方式跨越公共、私人与市场领域的界限，实现单一主体治理方式无法达到的公共目标。协同治理的核心理念在于强调治理过程中各方的协同合作，逻辑在于协商民主、共同决策。这是一种“结构化安排”，意味着组织、结构和制度对传统科层制层级机制的一种突破。
“互动治理”指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全过程或不同阶段，发挥出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其内涵是指多元主体关系的变化，强调多重参与，与传统科层制以国家为中心权威的治理形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在互动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通过多方行动者之间的动态交流和反馈，来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因此，互动治理的逻辑在于参与回应、共享交流，核心是通过“互动的行动和信息的沟通”，发挥社群治理的指向作用。这既超越了新自由主义对市场机制的偏好，也超越了新国家主义对行政机制的偏好。
既往研究中，对于协同治理与互动治理往往作宽泛理解，注重二者在形式上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性，而忽视其理论基础和治理逻辑中主体地位、治理手段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构建互动与协同融通的治理模式，则在着重强调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基础上，设计平等的主体结构体系和共享规则资源的制度框架，在治理过程中发挥主体自主性，构建更加动态的协商民主方式。因此，互动协同治理不仅注重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参与，更需要各参与者对治理的效能负责，从共享治理权力到共担治理责任。当然，政府或公共部门在互动协同治理中依旧发挥着元治理的作用，并通过引入市场治理和社区治理方式，以政府与社会经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来推动政府行动的转型。
因此，集体参与是互动协同治理逻辑的新起点，其重点在于主体之间如何合作实现治理效能。换言之，互动协同治理不仅关注制度的制定，更重视制度的执行，旨在为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提供新的互动机制。协同治理重在协商民主、共同决策，寻求“结构化安排”，意味着治理主体突破传统科层制命令统一的层级节制；互动治理重在“互动的行动和信息的沟通”，从主体构建的基础上增加主动性，更强调突破传统科层制中非人格化和技术化倾向的服务规制化。所以，与管理主义对比，协同和互动有机融通，才能突出协商和共识导向。因此，各治理主体应结合协同治理和互动治理的基础逻辑，构建互动协同的治理新路径。
互动协同的治理新路径
首先，以“社群精神”创新培育治理新导向。互动治理的基本特征是社群治理，基本规则在于“认诺与遵守”，特点体现为社群成员之间社会互动的重复性和多面性，容易培育出诸如信任、关注以及遵守社群规范的自由意愿，形成高水平的社会资本。现实治理中，参与人员的社会经济身份和见识能力存在差异，更应注意搭建信息公开平台，主动引导相关社群的形成，匹配对应的职能部门积极回应各方权益和诉求，通过协商沟通机制的创新促进各主体的互动，形成某种程度的平等互助关系，从而展现“社群精神”的创新。以“认诺与遵守”引导社会资本网络松散的多元治理主体，形成新的社会资本协同网络。
其次，以要素创新提升治理新能力。互动协同治理要求产生之前不存在的联合行动的新能力，这种能力建设是治理创新的本质要求。新能力包含四个要素：程序和制度设计、领导力（治理角色）、知识（共享共有知识属性的社会资本；跨学科和开放知识）和资源（有形的和无形，及资源差异的认知和配置）。四种元素可以互补嵌入互动协同治理的治理框架中，协作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合法性和效率，互动则强调治理的建构机制。协同互动治理是对原有治理理论的边际型超越，以实现治理能力的可持续性提升。
再次，以制度创新优化治理新体制。互动协同治理制度机制是“纵向结合”和“横向结合”的交集，即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纵向统筹公共治理体系的公共资源，横向结合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一切积极主体，协力解决公共问题。应建设互动协同治理的制度机制，来提升治理执行力。组建共享共治的“公共政策”工具箱，形成一个因普遍问题而触发的容易识别的因果模式，以实现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目标。
最后，以结构创新推进治理现代化。组织体系结构可划分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组织体系结构应当采取“中心多元”的构建方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固树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心地位；积极培育公共治理的组织体系，实践中心协同、多元互动的治理格局。纵向组织体系结构应实现“条块结构”与“上下贯通”并存的目标。因此，构建互动协同治理需在多层次的纵向组织结构基础上进行，以优化中央对地方的整合力，并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制度整合力。以此为基础，突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限制，加强市场化的推动，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破解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式治理现代化应当探索自己的创新路径。在此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构建多元互动协同治理机制，以政府为元治理主体，助力来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行动者，通过网络结构化的协同和共享及多种治理机制的互补嵌合来推动中国式治理现代化进程。治理体系内部可以在程序、制度、知识和资源的维度上，对民主建设赋能；治理内部形成共治共享的“公共政策”工具箱，优化制度安排；治理外部也应在法治化和市场化基础上构建互动协同治理的良序环境。总之，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互动协同，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有机融通，才能在既有治理框架和范式中创新发展，以开放性和包容性推动公共治理转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